虽然我只是柏杨的一个读者，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回忆一些或者总结一些关于先生的事。
《丑陋的中国人》的第一版，也就是我收藏的那个版本是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是1996年在我们县城的地摊上买到的。那时候我十几岁，初中。那时候的思想政治课本上还提到了这本书，说像鲁迅那样的人是好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时候对着国人自己批，而柏杨那样的人就是坏人，动不动就去美国演讲，在美国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然后课后习 题还提到了张艺谋，说他们这些导演思想很反动，就喜欢把中国最丑陋最贫穷的一面专门揭示给外国人看。当时的我是没有任何勇气怀疑和反驳这些观点的，我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说张艺谋等导演专门喜欢暴露中国的陰*暗面让外国人看，这种人实在是没素质。相信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就像现在的人对第六代导演和中国新纪录片的看法。所以啊，这里就可以体现出我们处理问题的逻辑，那就是掩盖、装饰、转移话题，把问题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就没有问题了。
那时候是不允许任何怀疑的，我们那时候有李素丽、徐洪刚、焦裕禄、孔繁森，我们的电视上全是好人好事，好警察好干部好劳模，即使出现了灾难，发生了洪水、杀人案，我们能看到的也是咱们英勇的官兵和牛逼十的警察。1998年洪水给我们这些北方人留下了什么记忆？给我的记忆就是一堆堆穿黄马甲的官兵一个劲的抢险，还有领导不断的去视察和关心群众，群众都很高兴。这是我的记忆。去年我和我的一个湖南常德的学生提起了这件事，他的记忆和我的完全不同。洪水来的时候，他们的屋子里可以抓到鱼，他和他爸爸到院子里抓别人的鸭子吃，河里不时会漂过一个死人，见怪不怪，水退了之后，教室里的淤泥有三四十公分厚，他死了几个同学。他的记忆里没有黄马甲。我们的意识传播机构在灌输给我们的是绝对的真和绝对的善，不许怀疑。柏杨给我提供了另一种思维的方式，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中国人也是可以骂的，原来写文章可以写自己亲眼看到和亲身体会的，不必在乎其他人怎么想的。这虽然很简单，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收益一生的启蒙。
接下来的时期，我思想变得似乎有些偏激了，我专门找这一类的书看，到处找旧书店购买。例如我在第一时间买到了《火与冰》，还认识了李敖、王怡、老威、金斯堡、凯鲁亚克、茨威格、刘晓波、王小波、奥威尔、阎连科、北村、叔本华、尼采、龙应台、加缪、萨特、波普尔、威廉·曼彻斯特、迪克斯坦等一大批优秀而独特的作家和学者。这些人都是敢于打破成见的，但是并不是说紧紧是反叛而不建造，他们的学术建树同样灿烂多彩。这在我们国家一般被称为“偏激”，这个词语是对学术和人的蔑视。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电影 和音乐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启蒙。原来电影 不一定都是歌颂谠的好干部，原来歌曲也不一定都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原来都是可以植根于自己的内心和本能的。这仅仅是个常识。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这有多么的可贵。
在一个遍地虚伪的地方，常识竟然也能称为立场，可笑还是可悲呢。竟然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大喊爱国，这和一个人在大街上喊“我爱我妈，我就是爱我妈”有什么区别。爱国仅仅是个常识而已，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怎么会没有一点感情，如果这个也要标榜一下，那也未免太矫情了吧。爱不是用来说的，是用来做的。就好像一个孝子从来都不会说，“妈，我要孝顺你”，他如果做的很好怎么会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话呢，很可笑的。只有那些不孝顺的才说呢，例如说“我怎么不孝顺了，我很孝顺啊，我会一直孝顺的”。
爱妈和爱国竟然也成了问题和主义，可见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混乱。
柏杨先生的历史没写到中国当代史，这是个遗憾。当然，并不是说非柏杨写不可。只是柏杨书写历史的方式其他人可能学不了。他的去世宣告了一种自成一家的历史书写风格的去世。柏杨先生、费正清先生、黄仁宇先生都是我尊敬的历史学家，他们每个人都书写着自己的中国史。柏杨先生的历史很主观，我知道这一点被国内的很多史学家看不惯。例如先生常有“死翘翘，狗屁，死定了”等口语出现在书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注意一个使人惊奇的现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这都违背了我们所谓的历史要客观要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历史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客观只不过是一种在一定意识内、一定学识内的主观。历史是暧昧 的，是可以多方位解读的。
历史也不是按照规律发展的。就像现在的台湾，如果上台的不是马英九 ，现在的两岸局势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好。现在大陆 人可以去台湾买房子了。这有什么规律可遵循呢。如果台湾的前几个领导人 都死心眼，没有今天。李登辉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他的出现让台湾看到了民主 的曙光。陈水扁 也是个优秀的领导人 ，他的上台使得台湾的民主 真正的植根在了社会的深处。在他的任期内，媒体可以骂总统了，可以骂zheng府了，甚至连他家老婆和女婿的猫腻也都被揭露出来了。这不是陈水扁 的软弱和无能，这正是他的伟大的英明之处。他容忍别人在媒体大骂自己贬低自己，只有一个自信的人和zheng府才允许这样做。他如果把持不同意见者给干掉，那样看似能显示他的伟大和坚硬，但那恰恰是一个软弱的人才会做的。陈水扁 的政绩体现在他的“无能”。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领导人 也“无能”一次，阿扁在新年演讲的时候无奈的哭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们的领导人 的无奈。他真的那么自信和强悍吗？陈水扁 ，吕秀莲等人其实都是坐过国民党 的黑牢的，所以他们可能能知道自由 的可贵。越是被骂的厉害的zheng府，越是一个好zheng府。当然，我是说自己国家的人骂自己的zheng府。越是被歌颂的厉害的zheng府，它绝对是一个最fu败最陰*暗的zheng府。
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大到国家，只有意识到自己是有缺点才有改良的可能。能坦诚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就是一种正确。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我们能做到的仅仅是减少错误。这是民主 的最基本的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国家也有些许的进步，例如开始采用对话的方式处理问题，和喇嘛对话，和CNN对话，和台湾对话。但是，它的操蛋之处在于不敢把原因和无奈公之于众。一会抵制一会又成了朋友，爱国青年全被折腾懵了。大多数的爱国青年的爱国和言行也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很可悲的现象。有几个爱国青年知道喇嘛是怎么回事，有几个看过CNN，CNN是哪国的，有几个看过国外电视，人家把调侃政治当娱乐呢，你们怎么就当事了？现在喇嘛的立场也很明确，不可能独立，更不可能把宗教和政治联系起来，他很清楚，现在的人在利益和信仰面前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利益，内地给他们带去了利益。他从来都没想过要独立，他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和接受中国留学生采访时说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想独立的是谁，确实是有那么“一小撮人”，说的难听一些，打砸抢的人就是西藏的“爱国青年”，没脑子没理性*的爱“国”者，他们抵制内地和内地抵制CNN抵制藏独 一模一样。就是这些没脑子的爱国青年把“和谐”给破坏了。
我听朋友说一些地方的领导又开始抵制爱国青年了，把红旗都给没收了，一些学校也不断的开会，让班干部随时观察好自己班同学的情况，一有串联等举动，立即汇报，把它制止在萌芽状态……这让人哭笑不得。我如果站在领导人 的立场，我也快被烦死了。但是简单的禁止或者取缔是不可取的，而是有必要把事情的真实状况公开。瞒得了初一瞒不了十五。并不是是说公开了就降低了自己的威信。隐瞒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迟早是会出大乱子的。SARS不是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安徽阜陽现在还在谎报疫情，为了自己的政绩和乌纱帽，别人的性*命就可以随意的被忽略了。咱们的官员真的比阎罗王还牛逼十。从2008年开始，乱子就不断。是巧合还是天意？乱子过后，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的国家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何等的脆弱。这些必须要正视。可能有的人会说这是国家的事，一个小老百姓没必要关心。我怎能不关心，所有的政策都与我的切身利益挂钩。我是个自私而贪婪的人。
可能柏杨先生的观点会让受传统教育沐浴的人深感不快，因为传统文化一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相信这些，即使相信又有几个人能做到？都是骗小孩的。假如有一个美女 ，长得和天宫真奈美、吉岡、仓井空、白石、朝倉海音等那么可爱，脱光了衣服，站在我的床 前，不断的挑逗我，我的房间在荒郊野外没有任何人能知道我在这里面做什么。我如果不把她（此处省略4个字）了我还是个男人嘛。所以，靠道德的约束力是脆弱的，因为人的本能就是贪婪而且很黄很暴力的。上文说到的那个美女 的名字还可以叫“公款”、“职权”等。所以，我们必须正视每个人每个组织的丑陋之初，然后制定出对策来制止或减少错误的发生。这其实就是现代民主 最基本的原理。再拿我举例子好了，假如还是我那个房间，还是有一个美女 在挑逗老子，此时如果我屋子里有个外人在，我就不会轻易的（此处省略1个字）她了。这个外人的名字可以叫“在野党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和这个外人都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个姑娘太撩人了，那么就把窗户都打开嘛，在门口修条路，不断的有路人探头张望。这些路人可以叫“国外媒体”，“CNN”什么的，他们也能防止我这样的禽兽 干禽兽 事。
其实当时柏杨先生处的环境比现在要严酷的多，柏杨先生还坐过牢。具体的可以看先生的自传。市面上有很多先生的传记，注意其他的都是扯淡的，骗钱的，一定要看先生的自传。那里面有一个你不知道的柏杨。例如先生说到了他生命中的几个女人，她们在柏杨心目中的地位比那些狗屁政治和历史重要一万倍。同时先生又做了很多错事，对不起那些女人，终生遗憾。书中描述情真意切，让人心酸。
魏晓波
2008-4-30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