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89岁时驾鹤西去，身后获得极高评价，其中以马英九 说先生去世“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最具代表。虽然许多名人高寿逝后皆被冠以此誉，确有滥用之嫌，但这用在柏杨身上却相当贴切。马英九 从“五四”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我深表赞同。不过笔者认为，真正属于柏杨先生的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其实，80年代的本质，正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也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追忆影响柏杨先生的时代以及柏杨先生所影响的时代，不妨将“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有关社会思潮进行简要的回顾，这既是对先生的悼念，也是对“五四”的纪念。
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中，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呼唤“民主 ”、“科学”精神的同时，开始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全面批判传统文化。而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是反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从文艺着手，拿起“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武器，直击国民劣根性*，成为“五四”时期最具代表的国民性*批判者。而鲁迅之后几十年间，国民性*批判不再轰轰烈烈。就在它似乎即将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台湾国民党 当局的独裁 高压 统治却“压制”出李敖、柏杨等鲁迅的继承者。比起“五四”先贤，他们的“全盘西化”和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
柏杨笔名似乎隐含着后继者的意味。当年台湾横贯公路通车前，他曾应邀前往参观及为沿途景致题名，那时最后一站位于“古柏杨”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后提笔有感，因而用了柏杨为笔名。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段进行深入文化反思的回光返照时期，柏杨确也成为两岸三地的华人中，秉承“五四精神”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重要的作者，其反传统话语达到了一个顶峰。柏杨之所以在那个年代影响最大，不是因为其思想有多么深刻，反而恰恰是因为其平民化。他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总结的“酱缸文化”、“脏、乱、吵”、“窝里斗”、“臭鞋大阵”等国民劣根性*让国人有切肤之痛，过目难忘。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季伦评论说：柏杨尽管对于中国文化批判得不遗余力，但其立足点显然可归为“感时忧国”的传统。1985年，该书在出版后便在台湾引起轰动。正是基于这一点，港台及海外华人在最短的时间里结束了这次大脑的震荡，并在最早的时间里接受了柏杨对于丑陋的批判。
而此时，大陆 在文革后“文化热”和文化讨论已持续多年。以传承“五四”精神的名义，反传统思潮尘嚣日上，方励之的“全盘西化”和刘晓波的“向传统全面开战”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口号。宣扬“文化决定论”，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黄色*文明”的《河殇》借助刚刚进入大众家庭的电视机传遍千家万户。这这种情形下，《丑陋的中国人》在1988年进入内地便受到追捧，风行一时，印行达百万册。
但高峰之后便是低谷。因为次年的政治风波，柏杨一同被视为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当时《光明日报》发表社论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曾使我们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取；但是，枉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内地开始声讨柏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品随即被禁。1991年，柏杨的故乡河南辉县也拆除了3年前为他树起的一座高大胸像。
作为“五四”思潮的另一脉，文化保守主义者向来对国民性*批判有着尖锐的批评，而在上个世纪柏杨等人掀起的反传统高|潮同时，他们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五四”以来的西化论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时采取的是通常所谓“强人政策”的反程序运作，即地道的“弱者政策”：“用中国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为的是寻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如胡 适以缠足娶妾和抽鸦片为国粹；鲁迅把自私、敷衍、无聊、妥协、愚昧、狂傲、庸俗、陈腐等等社会心理中的“奴性*”部分归结为国民性*。从80年代末开始，在官方和学界的双重批判下，柏杨等人以及他们的国民批判迅速走出内地的大众舆论，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国内学者摩罗更是将国民性*批判视为一种自虐，他最近撰文指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精神实质是推动中国“民主 ”、“科学”的现代化文明。但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却不难发现，人们更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并且往往把没有建设好一个新世界归咎于对旧的世界破坏地不够彻底，怪自己的老祖宗给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甚至归咎到人性*固有的一些弱点上。本质上是把结果错误的当成了原因。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著名讲演，成为学界对此最深刻的一次反思，他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因为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没有起到制衡作用，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国民性*劣根不是现代化的关键，更不是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国民性*改造反而是现代化的结果之一。正是基于上述反思，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 “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文化保守主义渐成主流。包括柏杨自己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也渐重建设性*，《丑陋的中国人》成了国民性*批判最后一个高|潮的绝唱。无可质疑的是，他和他的时代皆已终结。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柏杨先生敏锐犀利的观察能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思想永远是华人世界的宝贵财富，他在人文启蒙上的功绩永存。
80年代结束之后，所谓民族虚无主义迅速结束影响，保守主义在学界挽回大局的同时，批判国民性*从思想界的淡出迅速被民族主义占领，人们从不自信一下演变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外的不信任乃至陰*谋论的流行。80年代，柏杨受《丑陋的的日本人》启发而写就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华人世界引起轰动。说来也巧，90年代中期内地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同类读物《中国可以说不》，也对应着一本《日本可以说不》。以《中国可以说不》为标志，“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彻底替代了国民性*批判的地位，成为影响青年人思想的主流内容，这愈加令人担忧——狭隘民族主义不但缺乏建设性*，甚至缺乏国民性*批判所带来的反思精神，很难说是一种进步。而再过了近10年，坊间开始流行一本叫《货币战争》的书，这本书的情节据说与某部海外电视片雷同，关于海外金融资本的陰*谋故事又开始流行……
柏杨去矣，他与他所影响的时代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