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及其哲学背景
我们可以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看到，“存在”是其不厌其烦谈论的话题，建立在“存在”上的小说观，是昆德拉小说创作的基础。而存在这个形而上的终极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要想理解昆德拉的小说，必须首先了解其小说深深植根的哲学背景。
存在是什么？自从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后，存在之谜，不知困扰着多少人为它走向了凄壮的祭坛。亚里斯多德说：“那个自古以来就发问的问题，那个现在仍然要问的问题，那个将来永远要发问的问题，那个是我们永远不得安宁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而这也是在问：本体是什么？”然而这只是阐释了存在的终极意义，并没有解决存在的解释问题。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但那时的“自我”更多的是众神旨意的化身；到了中世纪，自我则成了上帝的法则，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西方人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感，虽然这其中不乏蒙昧；文艺复兴兴起后，上帝从人们心中隐去，于是迪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将自我的理性*意志作为人类存在的合法前提；这似乎使我们听到了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所提出的“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产生的种种异化，导致了哲学家开始了对“存在” 的重新思考，即对“存在”进行寻根。于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又提出“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
米兰昆德拉立足于前人踏出的存在主义之路，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的现实境况出发来看待和思考存在的。在他看来，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揭示人类存在的现实，那么他是不堪的至少是不深刻的。小说的写作目的，就是抓住自我对存在的深思。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使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使人可能做的一切”。对于现实世界，米兰昆德拉基本上持一种悲观态度，他认为生活就是一个陷阱，人们未经请求就被生下来，封闭在从未选择的躯壳里，直至老死，一体化的世界则杜绝了人们逃遁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创作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一个个为了解释存在而存在的“实验性*编码”，小说的情节，场景，论述，均是围绕“存在”这一主题展开，所有的文字，只是在小说家指挥棒下作出的对主题词演奏的音符，使昆德拉的小说始终以一种严肃而又戏虐的面貌出现，构成了其小说的独特的个人风格。
存在之轻与存在之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小说中最为读者熟悉，为作家赢得声誉最多的一部小说，80年代在中国出版至今，一直被翻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前几年才有了现在的这个书名，虽然只是一个语序的变化，却使得书名和主题更为贴近。然而即使是改动后的译名，仍然弱化了原名的玄意。昆德拉在一次访谈中说：“许多朋友劝我放弃《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这个书名，难道我就不能至少删去“存在”(Being)一词吗？译者在碰到这个词时，都倾向于用更朴实些的表达予以替换：‘生存’ (existence)，‘生活’(life),‘状况’(condition)等等。“存在并非一个具体物，因此，昆德拉认为，哈姆雷特说的”to be or not to be”绝非“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要探讨的实质上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
尼采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永恒轮回”的。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都由无数次的重复。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被预演的，有朝一日，我们的生活会按照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前者中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如果世界果真如此，我们就会向耶稣一样被钉在永恒色*十字架上，无法承受的重负将会沉沉的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恰恰是轮回的不存在，生活无法预演，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他完美之后再来度过，生命之流只能在偶然性*的大地上泛滥，人们肆意的生活，获得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快感，可是，重就真的悲惨，轻就真的美丽吗？
托马斯正是这一问题的代询人。他是一个离异多年的外科医生，拥有众多的情人，生活风流而快活。然而特里莎的闯入打破了他的自由，托马斯一直在爱恋特里莎和追求自由之间徘徊选择。特雷莎之于他，既非情人，也非妻子，而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深覆的篮子里，顺水漂到他的床第之岸的婴儿。离婚以后的托马斯是愉快自在的，婚姻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的束缚，阻碍了他体会生命的快感，在无数的”性*友谊“中，他获得了美好的生命之轻。特雷莎无疑是这种生活的终结者，她紧紧握住托马斯的手使他感到了久违的生命的责任并体会到了其中的美好，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多年来的“自由”。对于托马斯来说，独居还是与特雷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问题，而是关涉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一向轻松的他在六个偶然事件的推动下，选择了“非如此不可”。
七年之后特雷莎的出走，将托马斯重又置于自由之身，使其身上的重负突然间释放，甚至感到悲伤过后的美好，托马斯嗅到了温馨的生命之轻。可是，随之而来的沉重却将他彻底击倒，他已经学会了感受别人的痛苦，他终于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虚无缥缈的生命了。他回到了布拉格，追回了特雷莎，也追回了存在的重量。
如果说托马斯不断地在轻与重之间游走抉择，特雷莎也尝试着去接受托马斯的存在哲学。当她无法忍受托马斯有一次在肉体上的背叛，她开始了向轻的试探，和一个工程师发生了关系，可是这次行为只给她带来了更深的痛苦，更重的负担，认真是特雷莎的行为方式，认真让她陷入痛苦的绝境，虽然她努力从行为到精神上向自己的爱人托马斯靠近，然而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永远背负沉重的负担，而这沉重恰恰也是对托马斯的一种吸引。
轻重选择的对立与两难，构成了人类的一个基本存在境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在这个哲学命题上找到印证，它与善恶无关，究竟是选择青海是选择重，昆德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与了阐释。在一个极限悖缪的时代，轻与重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追求意义，选择承担，并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沉重感，反而常常导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是，这轻松之中不也包含着生命的沉重吗？
灵与肉的冲突
肉体与灵魂，使人类得以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人类总是理想化地希望自己的灵肉统一，以把握一个更为真实可感的自我，然而，昆德拉却以一个特定的性*爱情境，揭示出灵与肉的分离，使人类再次陷入对自我的无把握之中。
托马斯与特里莎彼此相爱，可是看待灵与肉的态度却不一样：托马斯认为,爱情与性*是互不相干的，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却会引起同眠共枕的欲|望。在他看来，使爱从属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灵与肉在托马斯身上自觉的分离着，他一边深爱着特丽莎，一边又和不同的女人做*爱，他在爱情上是忠贞的，在行为上却是放荡的。
特雷莎则要求灵与肉绝对的统一。特雷莎有一个外表美丽而内心粗俗的母亲，她一直在向特雷莎灌输一个观念，特雷莎你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你和其他人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你没有什么好隐藏的。特雷莎的母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露着在房间里行走，这令特雷莎感到羞愧和恼怒。特雷莎的一生，就是在于这种观念抗争，她认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灵魂决定了这种个性*，否定了肉体的差异，也就否定了灵魂的差异。她带着这种抗争，来到了托马斯身边，寻求救赎，她向他表明她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托马斯却把它混入了其他的女人，对她们的身体施以同样的爱抚，把她又扔回了原来的世界。特雷莎的“嫉妒”成为她沉重的痛苦，直到死才得以摆脱，而这种痛苦正源于特雷莎对灵与肉绝对的要求。
灵与肉的冲突显示了人类对把握自我的无能为力，作为人存在的一个基本范畴，它突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悖论，即人不愿再灵肉分离中生活，却只能以灵肉的妥协与调和谋得现实的安适。昆德拉借此对现代社会所导致的人行分裂和异化进行了批判。
政治与媚俗
“媚俗”（Kithcs)是昆德拉作品中的响词，在一次与作家埃尔格雷勃里的谈话中，昆德拉将“Kithcs”阐释为“已讲过一千次的美”，“意味着故作多情的集体谎言”，在昆德拉的笔下，媚俗已并非对每一类任何某个特定情景的描绘，也并非仅仅限于艺术，它已成了政治，社会，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成了人类共同生存状态的一个指称。
西方批评家普遍认为，媚俗之于昆德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一个审美范畴。昆德拉认为媚俗起源于“无条件认可生存”的美学理想。媚俗的人，指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斥来自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比如大粪（shit），这个每天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理现象，却被很多人有意地回避，人们避免谈论它以及和它有关的一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六章《伟大的进军》就是一篇讨伐媚俗的檄文，它的理论首先是从“粪便”开始的，昆德拉举了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例子，雅可夫在二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和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共用一个厕所。英国人不满他将厕所搞得又臭又乱，诉诸于集中营的德国军官。然而，德国长官拒绝讨论粪便的问题，雅可夫备感羞辱，以扑向电网的自戕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在昆德拉看来，人对粪便的厌恶正是一种基本的媚俗。媚俗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情景，它无处不在，不同的媚俗有着不同的内在含义和批判向度，若果说美学媚俗意指英和伤感类作品的低级艺术情趣，那么政治媚俗则只对既定秩序和既定思想的盲从，文化媚俗则指对多数的，流动的，大众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人类学媚俗则指人类在无条件的认同生命存在的前提下表现出的乐观盲从和拒绝思考的态度。“媚俗是存在于忘却间的中途停歇站”，因为媚俗，生命在本真与非本真之间徘徊不定，人的自由存在成了值得怀疑的东西，事物失去最初的一面，流向难以把握的虚空。
政治，是昆德拉小说中人物的基本生存背景。政治媚俗，则又是昆德拉批判的一个重点，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政治迫害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昆德拉说： “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运动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愿望为基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美国参议院对孩子的微笑与布拉格广场检阅台上当权者面对游行者的挥手都是媚俗。“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客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托马斯和其情人萨宾娜都是媚俗的自觉抵制者。托马斯，一个用外科手术的思维来对待人生的一生，他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反抗从众。对于托马斯来说，真正的困难不是抵制那个“非如此不可”，托马斯逃离了第一次婚姻，逃离处于专制统治下的祖国，都说明了这一点，真正难的是抵抗本身，在媚俗的集权统治王国里，左右的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心灵的专政即是最高统治，所以昆德拉又说，媚俗的死敌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的布景，让我们看到藏在背后的东西。同时，媚俗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对媚俗的抵抗也可能成为媚俗的一部分。对于托马斯来说，当在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的生命上千字也称为“非如此不可”的事情的时候，抵抗本身也成了一种媚俗；对于萨宾娜来说，当她的绘画被宣传为反共作品时，她便深深感到了西方世界对她处于深重集权灾难中的祖国的怜悯，然而这种怜悯也是一种媚俗，一场西方建立在“博爱”基础上的政治秀。于是，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中，萨宾娜愤然离场。
而一直爱慕者萨宾娜的法国教授弗兰茨，则是昆德拉所要批判的媚俗的集中代表。弗兰茨是一个乐观的梦想家，20岁时就确立了哲学教授生涯，但它并不满足于学者的窒息生活，他“渴望与人们交往，肩并肩地步行，渴望与他们一起呼叫”，他充满激*情，喜欢旅行，也爱同众人一起上街游行。“我们都需要有人望着我们”，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声援柬埔寨的“伟大进军”。弗兰茨活在他人的目光里，她急于向情人，向公众，向内心中的另一个自我显示生存的意义，期待获得外界的赞许。他的价值认同，不是建立在对价值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为他人而活，最后当他在曼谷街头一场无谓而偶然的斗殴中死去时，他的死不但没有产生悲剧意义，反而具有了某种讽刺的意味，是一个媚俗者的终结。在弗兰茨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人的自我失落与价值的扭曲，而这一切，正是人的媚俗可能性*的一种反映。
和许多小说家不同，昆德拉的小说直指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托马斯，特里莎，萨宾娜以及弗兰茨都只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个体，昆德拉只提出问题，不回答问题，在无法重演的过去和无法预定的未来，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