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 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3]
——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马克思的这段话，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理论永远是靠人去实践的，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被形容为“两类犹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犹太人”的典型，“永远冷静和理性”，对财富和利益的获取是超导状态下的低能耗与高效率。而后者代表“中部犹太人”，他们受益于法国对犹太人的宽松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开放和顾及公共利益，这种“心灵热度”将带来精力损耗和效率干扰。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着“封建金融”，而贝列拉家族则代表着“民主 金融”。
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们的银行组织工作，福尔德家的贝诺特（Benoit Fould）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银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担任副主席的伊萨克·贝列拉负责。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在第二帝国权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赛里尔（）男爵、清教徒银行家族的查尔斯·马利特（Charles Mallet）和策划拿破仑三世政变称帝的奥古斯特·摩尼（Auguste de Morny），这个摩尼也是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14]
在这一豪华阵容强力运作之下，动产信贷银行一经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它定价500法郎的股票一开盘就冲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达1600法郎。 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红从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动产信贷银行的投资者们无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是金融灾难的预言听起来更像个笑话。
尽管动产信贷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但其起始资金规模远落后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动产信贷银行从2000万法郎起步（贝列拉占其中29%的股份），而1852年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资产就已经超过8800万法郎，各分支银行资产总和超过亿法郎。但是，动产信贷银行从一创建就展现出朝气、时尚、张扬和野心，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严谨、传统、低调与刻板形成鲜明对比。
在动产信贷银行里，银行家们永远被一帮朋友围绕着，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打听生意的动向，老主顾是要买进还是卖出。而雇员们站在楼梯上迎着顾客，殷勤打探是否有生意机会。每个人都急于暴富，不择手段，毫不掩饰。
这一时期是法国铁路建设的辉煌顶峰，从1851年到1856年间，铁路投资剧增5倍。50年代新修的铁路是40年代的2倍还多。随着动产信贷银行的迅速膨胀，它同罗斯柴尔德在铁路上的竞争已呈白热化。动产信贷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罗斯柴尔德则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两条线路。动产信贷银行在各家法国铁路公司里占据了8个董事席位，罗斯柴尔德则有14个。
两个阵营的犹太银行家们在法国铁路融资上斗得难解难分。拿破仑三世偏向动产信贷银行，把一条又一条铁路线路融资的项目批给贝列拉。此时，跟皇帝陛下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铁路这个机会，急于借此自己致富，提出应该把小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主线。詹姆斯立刻抓住机会攀上摩尼这条线。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铁路公司的股份，占银行资产的15%。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励下迅速升值。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个星期里“不用掏一分钱”就净赚150万法郎。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此时财大气粗，在争夺铁路融资项目上领跑。动产信贷银行则毫不示弱，创设出把多家铁路公司各种期限各种条件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标准化“打包”，实在是堪称当今结构化融资产品的鼻祖。通过“金融创新”，动产信贷银行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填补了介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空白，此举立刻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小投资者。动产信贷公司的资产迅速增长到6000万法郎，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担忧的是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国，大有横扫全欧洲之势。1853年4月2日，科隆的银行家奥本海默得到许可证，将在距离法兰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达姆施塔特开设一家新银行。这显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翻版，而且目标直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银行。贝列拉、福尔德、奥本海默和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着这家新银行。[15]
贝列拉进而在1853年筹建西班牙动产信贷银行，同时策划比利时动产信贷银行。1854年又要建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了。不仅如此，贝列拉还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俄国。
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痛感铁路网的战略价值，决心要修建以莫斯科—圣彼得堡为枢纽的全国铁路网，将俄国的欧洲部分，西至波兰边境南至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总里程超过4000英里，预计投资10亿法郎。为了完成此项战略基础设施计划，全俄铁路公司成立（The Great Russian Railway Company），初始资本金3亿法郎。股东包括圣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银行家斯蒂格利茨（Stieglitz），华沙的弗兰克尔（Fraenkel），伦敦的巴林兄弟，阿姆斯特丹的霍普，柏林的门德尔松，以及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如贝列拉、马利特、福尔德和霍廷格家族等。其董事会包括由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10名俄国人（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会主席），4名巴林—霍普集团 的董事和5名法国银行的董事，贝列拉和福尔德双双名列其中。由此以动产信贷银行为代表的法国金融势力大规模渗透进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成为未来俄法同盟的大本营。[16]
1856年法国《工业》杂志评论道：“动产信贷银行注定要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经过四年发展已经成为法国业界学习 的楷模，在法国之外的奥地利、西班牙、皮蒙特（北意大利）都开设了分号，一伺和约缔结（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对俄和约），势必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开设分号……（因为）欧洲各国都承认，发展生产、物质进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为此，信贷是必不可少的。”[17]
而亲罗斯柴尔德的《铁路》杂志则质疑动产信贷银行的全欧扩张预计将耗资10亿法郎，这将把法国国内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抽空转移至外国。
虽然受到亲罗斯柴尔德媒体的非议，动产信贷银行不为所动，依旧大踏步地向欧洲各国扩展其势力。承销奥地利、俄国、土耳其、美国的政府公债；投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的铁路，还有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的抵押债券；在荷兰开办蔗糖精炼厂，在布拉格开办铁厂，甚至在锡兰（斯里兰卡）搞了一个咖啡种植园。不过，动产信贷银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尼）商业银行、国家铁路运营公司和荷印（尼）铁路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荷印（尼）商业银行（Nederlandsch-Indische Handelsbank）在新加坡、香港遍设分号，混业经营投资银行、抵押银行、商业贸易等业务，并被认为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子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