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九五年夏天，我曾以“精神分析”治疗一位与我家素有交 情的女病人，由于不时担心着万一失败将会影响我与她家人的友谊，而使我倍感棘手。但很遗憾的，她在我手中的治疗经过并不太顺利，我只能使她不再有“歇斯底里焦虑”，但她生理上的种种症状并未能好转。那时我尚未确知“歇斯底里症”治疗的标准，因此我以为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更彻底但不见得能使患者接受的“办法”，结果在患者的不同意下我们中断了治疗。有一天我的同事奥图医生拜访了这患者——伊玛的乡居，回来后与我谈起。于是我问起她的近况，所得的回答是：“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有如指责我的不对，并且我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赞成伊玛找我的治疗的亲戚们，又向奥图说了我一些坏话。但这种不如意的事，当时我并不十分介意，同时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当晚一气之下，就振笔疾书，把伊玛的整个医疗经过详抄一遍，寄给我的一位同事——M医师（当时他算得上我们这一门的权威），想让他看看，究竟我的医疗是否真有使人非议之处，而就在当晚（或者是隔天清晨）我做了如下一个梦，这是我当天一醒来马上写下的〔10〕。
